第20章玄武门之变-《蛊士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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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蛊士正文第20章玄武门之变武德九年,魏徵离开长安,前往山东之地。

    就在几个月前,玄武门惊变,魏徵的旧主惨死在了宫廷之中。权力的游戏向来残酷。不过,血迹会被清扫,刀光剑影会隐去,染血的宫殿终究要恢复神圣安宁的样子。

    权力洗牌之后,魏徵得到了李世民的信任,被任命为谏议大夫。玄武门事变后,唐朝政局不稳,加上有一部分太子党羽逃到了山东,势必会对李世民的统治构成威胁。于是,李世民给了魏徵一个任务:抚慰山东之地,平息骚动。选择魏徵,一是因为他是山东人氏,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;二是因为魏徵作为李建成的部下,容易消解太子旧党的敌对情绪。

    走出森严的宫廷,重游旧地,魏徵压抑的心绪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释放。在巡行山东的过程中,他创作了一首《暮秋言怀》:

    首夏别京辅,杪秋滞三河。

    沉沉蓬莱阁,日夕乡思多。

    霜剪凉阶蕙,风捎幽渚荷。

    岁芳坐沦歇,感此式微歌。

    魏徵可以说是文学圈外的人,诗作极少。他一生追逐实际的功业,没功夫雕琢文字。结尾的“式微”二字出自《诗经》:“式微式微,胡不归?”《毛诗传》认为,春秋有个小国名叫黎国,黎侯被狄人驱逐,他的臣子为了呼唤他归来,创作了这首诗。

    暮秋之景让魏徵心有所感,然而情感稍微一宣泄,他就听到了内心的呼唤:你还有君王的使命呢!

    难怪,魏徵留给世人的面貌非常之单调:一个时刻都在喋喋不休,总结历史教训的重臣身影。

    当魏徵到达磁州时,正巧地方官员羁押太子余党送往京城,魏徵立马将其释放。他说:上面刚刚下了诏令,太子、齐王府旧人一律赦免,现在把他们押送回京,怎么取信于天下?魏徵的作为,使得山东的局势稳定下来。最重要的是,他完美地回应了李世民的信任。

    主上以国士待我,我以国士回报。

    魏徵。图源:网络

    01

    魏徵是巨鹿人,自幼生活潦倒,但志向高远。隋末天下大乱,他自然也想有一番作为。

    魏徵有一位神秘的老师——王通。这是一位奇人。他精通五经,又有王霸之略,怀着一颗济世之心,渴望明主赏识。后因隋朝的内部矛盾,王通有志不能施,拂袖归山,在河汾之地传授学问。

    王通门徒众多,而且多是唐初名臣。相传,温彦博、杜如晦、陈叔达、杜淹、房玄龄、魏徵、李靖、王珪,薛收等人都曾做过他的门人。

    不过,有人就提出疑问了:这么厉害的一个人,几乎不见史传,也没能留下任何著述。有一本传世的《中说》,还是模仿《论语》语录体,由后人追记而成。难道那些大名鼎鼎的弟子当了大官之后,都忘记了这位恩师吗?

    历史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,至少在杜淹、陈叔达、薛收三人的文集中谈到过这位老师。至于李靖、房玄龄等人是否为王通弟子,尚有争议。不过,王通其人应该真实存在,并且他的学问在初唐颇具市场。

    比如《中说》提到:“子曰: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。”这是民本思想。

    “不知道,无以为人臣,况君乎。”这是君权有限思想。

    “必也言之无罪,闻之以戒。”这是君王纳谏思想。

    唐朝开国的创业者们,基本上都践行了这些言论。尤其是纳谏的风气。武德四年,李世民击败窦建德,进入洛阳,看到隋朝的宫室非常奢华,不禁感叹。薛收趁机进言:“秦增阿房之饰,汉罢露台之费,故汉祚延而秦祸速,自古如此。”李世民心领神会。

    薛收。图源:网络

    其实,王通的学问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。有识之士在目睹隋末大乱之后,意欲重拾儒家道德,拨乱反正。他们对于天下大治有一份共通的期许,也愿意为了这个理想付出心血。魏徵就是其中一员。

    在遇见李世民之前,魏徵换了好几任主公。

    大业十三年,魏徵依附瓦岗起义军首领李密。李密发现魏徵非常有才华,于是重用他。魏徵曾献上壮大瓦岗的十条计策,李密虽然称奇,但未能采纳。

    当时,占据洛阳的王世充攻击李密,被李密击败。胜利之际,魏徵却泼了一盆冷水,他说:魏公虽然赢了,但是精锐受损,加上府库没有积累,将士们有战功却得不到封赏。还不如深沟高垒,与敌人相持,待到敌人粮尽撤退之时,率军追击,这才是取胜之道。可惜无人听他的话。

    后来,魏徵随李密降了李渊,李密旧将李勣还占据着广袤的地盘。魏徵毛遂自荐,去劝降李勣。结果,窦建德率军南下,魏徵、李勣等人成了俘虏。没过多久,魏徵又事窦建德。窦建德被击败后,魏徵再次入唐,受到李建成的重用。

    按照忠臣不事二主的观点,魏徵无疑是一个道德有缺的人。他来者不拒,每事一主,也都尽其所能。

    其实,魏徵心中并非没有原则。在受李渊之命招降李勣的路上,山路艰险,魏徵创作了一首《述怀》,里面有这么一句:“岂不惮艰险?深怀国士恩。”这不是和他多年之后受李世民之命抚慰山东的心情一模一样吗?

    他一直怀着国士的梦想,遇见知人的君主,怎么能不竭尽全力呢?

    02

    贞观初年,天下初定,唐太宗与众臣讨论治国的方针。

    朝中分成了两派。

    魏徵认为朝代或有更替,但是百姓淳朴,可以教化,先贤所说的仁义之道不会过时。当今要务在于安民。

    封德彝则指出:“三代以后,人渐浇讹,故秦任法律,汉杂霸道,皆欲化而不能,岂能化而不欲?若信魏徵所說,恐败乱国家。”他认为,人心变坏,已经无法推行仁义。所以秦朝必须凭借法律,汉朝必须行霸道。言下之意唐朝也得如此。

    魏徵反驳道:“若谓古人淳朴,渐至浇讹,则至于今日,当悉化为鬼魅矣,人主安得而治之!”如果人心不断变坏,那么现在的世道就是恶鬼横行,君王要怎么治理呢?

    其实,人心坏不坏只是说辞,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到底是仁义,还是法律,到底是轻徭薄赋,还是高压政策。

    当时,唐太宗不到三十岁,且战功赫赫,并不是迂腐守旧之人,但是他却选择相信老调重弹的魏徵。

    史载:“元年,关中饥,米斗直绢一匹;二年,天下蝗;三年,大水。”天下一统并没有带来安乐的生活,全国经济依然处于凋敝之中。直到贞观四年,才算拨云见日,天下丰收,社会的元气有所恢复。

    唐太宗自己回忆道:“贞观初,人皆异论,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、王道。惟魏徵劝我,既从其言,不过数载,遂得华夏安宁,远戎宾服。”

    封德彝。图源:影视剧照

    还有一次,朝廷派人征兵,封德彝上奏道:中男虽不到十八岁,其中身体魁梧壮实的,也可一并征发。

    唐太宗同意了。魏徵坚决反对,当时他是尚书左丞,朝中决策需要经过他的签署。于是,征兵令卡在了魏徵这里。

    唐太宗大怒,将魏徵召进宫中怒骂道:中男中魁梧壮实的,都是那些奸民虚报年龄以逃避徭役的人,征召他们有什么害处,而你却如此固执!

    魏徵答道:治军不在人数众多。只要陛下治军得法,足以无敌于天下,又何必多征年幼之人以增加虚数呢!而且陛下总说:“朕以诚信治天下,欲使臣下百姓均没有欺诈行为”,现在陛下即位没多久,却已经多次失信了。

    唐太宗惊愕地问道:朕如何失信了?

    魏徵答道:陛下刚即位的时候,免除百姓拖欠朝廷的财物,结果秦王府的财物,照收不误。下令免除徭役,结果不久又说,已纳税者明年才开始免除。这些是诚信治国之道吗?

    唐太宗听后,高兴地说:以前朕认为你比较固执,怀疑你不懂政务,现在看到你议论国事,确实都切中要害。朝廷政令不讲信用,则百姓不知所从,国家如何能得到治理呢?朕的过失很深呐!

    于是,朝廷不征中男为兵。

    《剑桥中国隋唐史》里说,魏徵是“一个不屈不挠的道德家”和“无所畏惧的谏诤者”。在史书中,我们基本看不见魏徵纵横捭阖,指点江山的身影,这些是房玄龄、杜如晦的事情。他的出现,基本在另一个场景里:太宗想炫耀武功了,他出来制止;太宗想大兴土木了,他出来反对;太宗想铺张浪费了,他出来劝诫。

    同为谏官的王珪这样评价魏徵:“每以谏诤为心,耻君不及尧、舜。”这近乎拥有道德洁癖了。

    晚年的唐太宗逐渐变得懈怠。贞观十三年,魏徵上“十渐疏”。这篇文章写得极为精彩,直指唐太宗的十个缺点:求珍奇,倾民力,拒直谏,远君子,尚奇异,轻臧否,好畋猎,疏上达,荒政事,重徭役。最后写道:

    “当今太平之基,既崇极天之峻;九仞之积,犹亏一篑之功。千载休期,时难再得,明主可为而不为,臣所以郁结长叹者也。”

    唐太宗读后,甚为震动,真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:“朕将虚襟静志,敬伫德音。”

    喋喋不休的谏臣,每次发完牢骚之后,都能得到皇帝的回应。

    这是魏徵最幸运的一点。

    03

    魏徵经常在奏疏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:历朝历代为什么难以“克终”,败亡相继?

    这也是悬在贞观君臣头上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。

    他们都是一场历史巨变的亲历者。隋朝,一个“甲兵强盛”、“风行万里”的王朝,却只存在了三十多年,就“率土分崩”、“子孙殄灭”。如果没有隋的速亡,也不会有唐的兴起。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隋朝。因此,撰述隋朝历史,对于唐朝统治者来说,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。

    贞观三年,唐太宗命魏徵修《隋书》。魏徵不仅主编《隋书》,还亲自撰写了《隋书》的序、论。

    魏徵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:“其隋之得失存亡,大较与秦相类。”《隋书》认为隋亡于炀帝,正如秦亡于二世,矛头直指君主严刑峻法、穷兵黩武、营造无度、巡幸不止等做法。

    但是,唐人对问题的思考并不仅限于此,《隋书》里问道:“高祖扫江南以清六合,炀帝事辽东而丧天下。其故何哉?”魏徵的答案是:隋文帝扰动百姓,是为了让百姓“安”,隋炀帝扰动百姓,是把他们当成了草芥。同时,魏徵还认为,隋朝败亡之兆,起自高祖。从隋文帝暮年“无宽仁之度,有刻薄之资”开始,就种下了亡国的祸根。

    可以说,《隋书》里的字字句句都在劝告唐太宗。

    《隋书》。图源:网络

    唐太宗说过:“以古为镜,可以知兴替。”以史资政,这是贞观一朝展现出的特殊性。

    在唐太宗的鼓励下,魏徵联合虞世南、褚亮、萧德言等人,剪裁史书的嘉言善语,编成《群书治要》一书,献给皇帝。这本书的意义不在内容,而在于魏徵的剪裁手法。

    以《三国志》为例,原书约69万字,魏徵将其裁剪为约4万字,十不存一。比如关羽,只选取到义别曹操,以后的故事全都删去了。

    反倒一些龙套的戏份特别多。比如鲍勋,原文1300余字,只减到了593个字。鲍勋是个谏官,秉正无私。黄初六年,曹丕欲兴兵伐吴,鲍勋直言不可,但曹丕还是发动战争,最后大败而归。曹丕看他不顺,借故杀了他。《群书治要》连鲍勋冤死的细节都摘录了:“死之日,家无余财,莫不为勋叹恨。”

    陆逊是《三国志》除了帝王和诸葛亮外唯一单独立传的人,他在《群书》的戏份只有400多字。而他的族侄陆凯,因为劝谏孙皓之故,篇幅竟有2700多字。

    可见,魏徵的剪裁之意不在历史的真相,而在彰显“劝谏之臣”。

    因此,《群书治要》问世之后,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,到了宋朝已经亡佚了。反倒是这本书流传到日本,十分受欢迎,最后在清朝又流回国内。

    可以说,魏徵在《群书治要》里夹带的私货,越来越不流行了。难道是后世的大臣不想要彰显“谏臣之道”?难道是后世的君主不想要从历史吸取教训?都不是。

    最大的原因是,这本书从头到尾只为一个人而写——唐太宗。

    贞观之后,再无第二个唐太宗,《群书治要》自然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。

    魏徵。图源:影视剧照

    04

    有一次,唐太宗宴请群臣,说道:

    “贞观以前,从我平定天下,周旋艰险,玄龄之功无所为让。贞观之后,尽心于我,献纳忠谨,安国利人,成我今日功业,为天下所称者,惟魏徵而已。”

    在唐太宗心中,是魏徵佐成了天下大治。

    唐太宗即位之初,“霜旱为灾,米谷踊贵,突厥侵扰,州县骚然”,既有内忧又有外患,灾荒严重的地方,一匹绢才能换得一斗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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